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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秘宋朝的士大夫为什么大多敢跟皇帝较劲

2019-12-13 19:03:14 作者: 0人读过 | 我要投稿

揭秘:宋朝的士大夫为什么大多敢跟皇帝较劲 ?

读宋朝士大夫轶事,可以非常明显地感觉出他们的精神气质与清朝人完全不一样。简单地说,宋代士大夫是一群有脾气的人——当然不是对老婆发脾气,也不是对下属发脾气,更不是对平民发脾气,而是在皇帝面前有脾气。

宋真宗朝的翰林学士杨亿,恃才傲物,与宰相王钦若不相得,王钦若一进办公室,杨亿就扬长而去,根本就不理这宰相。后来王钦若罢相离京,百官都写诗相赠——这是当时的官场礼节,唯独杨亿不送诗。宋真宗对杨亿说:你就赠他一首诗吧,不要这么意气用事,要讲大局,讲团结嘛。杨亿对皇帝的话也是不听,“竟不肯送”,不写就是不写,皇帝老子也勉强不得。

按宋制,翰林学士有草诏之职。一日由杨亿起草《答契丹书》,杨用了一句“邻壤交欢”,宋真宗可能是出于对契丹之恨,在文稿上注了“朽壤、鼠壤、粪壤”等语嘲笑之。次日,杨亿提出辞呈,说“皇上既然不满意我的文字,我辞职吧”。宋真宗只好挽留这位大才子,又对宰相说:“杨亿不通商量,真有气性。”

宋朝“有气性”的士大夫又何止杨亿一人?仁宗朝时,张知白(一说是张昇)担任台谏官,“言事无所避”。一日仁宗皇帝找他谈话,大概是说他“孤寒”(孤单),没有朋友,要注意说话的方寸之类。张知白一听,回敬了皇帝一句:“臣非孤寒,陛下才孤寒。”仁宗问道:“何也?”张知白说:“臣家有妻孥,外有亲戚,何来孤寒?陛下只有宫女相伴,岂非孤寒?”说得仁宗神情黯淡,回到内宫,与皇后说起这事,忍不住流泪。为什么?因为仁宗年事渐高

,而他所生育的儿子都夭折了,膝下确实孤单。张知白那番话,戳中了皇帝内心最痛苦的地方。但宋仁宗不能因此怪罪张知白,张知白还是继续当他的台谏官。

仁宗皇帝的授业老师夏竦去世,礼部拟谥“文献”,皇帝随手改谥为“文正”。旧时谥号乃是对一个人的盖棺定论,“文正”是对文臣的最高评价,北宋一百六十年,谥为“文正”的,只有德高望重的三四位。宋仁宗感念老师,要给最高评价,但士大夫不干了,负责考功的刘敞提出:“谥者,有司之事,且竦行不应法,今百司各得守其职,而陛下奈何侵之乎?”拟定谥号之权属于礼部,君主也不可越俎代庖,侵之权。何况夏竦这个人人品不行,哪里配得上“文正”之谥?最后,夏竦改谥为“文庄”。

宋理宗时,台谏官李伯玉因为发表过激言论,受到降官处分。但降官的制书,舍人院一直不肯起草,以此皇帝的决定。过了一年,降官制书仍未能颁布。后来牟子才兼直舍人院,觉得拖下去也不是方法,终于将降官制书草拟出来,但牟子才却用他的生花妙笔对李伯玉大加褒奖,看起来哪里是一份谪词,分明是表扬信。宋理宗找牟子才商量:“谪词皆褒语,卿且改改如何?”宰相也过来说情:“小牟,给皇上一个面子,修改修改。”牟子才强硬地说:“腕可断,词不可改!丞相欲改则自改之!”

这么有脾性的士大夫,宋后不多见了。

再来看一个比较没骨气的士大夫。神宗朝的王珪,擅长阿谀圣意,“上殿进呈,云‘取圣旨’;上可否讫,又云‘领圣旨’;退谕禀事者,云‘已得圣旨’”。人称“三旨相公”。此公大概可以算是宋代最窝囊的宰相了,但比起清朝“宰相”来,还是小巫见大巫。清代大学士曹振镛的为官秘诀,是“多磕头少说话”,比“三旨”更卑贱。可即便是这么一个“三旨相公”,也有他的脾性。王珪曾向神宗三次推荐张璪,神宗都不用。王珪便提出辞职:“臣为宰相,三荐贤三不用,臣失职,请罢。”我们知道,宰相有任百官之权,在这一权力不获君主尊重的情况下,王珪以辞职要挟,也算是表现出了一个宋朝士大夫的气性。

中国的士风是在清代才遭到严重摧抑的,经过“扬州十日”“嘉定三屠”之后,江南士风出现了严重的奴化。一位清初的读书人观察到:“迩来士大夫日贱,官长日尊,于是曲意承奉,备极卑污,甚至生子遣女,厚礼献媚,立碑造祠,仆仆跪拜,此辈风气愈盛,视为当然,彼此效尤,恬不为怪。”

时代的风气已变,士子的脊梁骨已断。直到清末,士人才略恢复宋朝士大夫的气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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