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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孝宗朱祐樘为什么会被称为中国第一好皇帝

2019-06-30 13:04:27 作者: 0人读过 | 我要投稿

红潮导语:孝宗即位以后,查获一个文件夹,上面都署名为“臣安进”—是万安的奏折,每一件都是向皇帝推荐“房中术”的秘方。孝宗派太监怀恩带着这些奏折前往内阁,传达他的口谕:这是大臣应当做的事吗?

从秦至清的帝制时代,值得称道的好皇帝屈指可数,除了打天下的开国君主,大多数守成君主,实在难以恭维。何故?这批人从小在深宫高墙之内成长,没有经历磨难,耳边一片阿谀奉承之词,养成刚愎自用、骄奢淫逸的习性。指望他们力挽狂澜,难矣哉!清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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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年的历史学家谷应泰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议论,颇值得细细品味。他说:“人主在襁褓,则有阿姆之臣;稍长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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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有戏弄之臣;成人,则有嬖幸之臣;即位,则有面谀之臣。千金之子,性习骄佚,万乘之尊,求适意快志,恶闻己过,宜也。”

当然,也有例外。谷应泰的这段话是在评论明孝宗朱祐樘时说的,在他看来,孝宗就是例外:孝宗恭俭仁明,勤求治理,身边多是高风亮节、敢于直言极谏的大臣,原因在于,他多方征求方正之士,杜绝嬖幸之门,抑制外戚,制裁太监。他在早朝之外增设午朝,频繁召见大臣,访问疾苦,寻求治安之道。所以弘治一代,号称“众正盈朝”。

这和孝宗的素质很有关系。他在太子时期,得到博学多才的程敏政、刘健等人的指点,熟读经史,养成“仁孝恭俭”的品格。即位后仍然手不释卷,经常阅读《孝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朱熹家礼》、《大明律》,稍有疑问立即请教儒臣法吏。无怪乎人们称赞他是明朝最为遵循儒家伦理规范的皇帝。他即位以后,拨乱反正,罢黜佞幸之臣,对内阁、六部作了大幅度的人事调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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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触及的是内阁大学士万安。此人可以说是一无是处,不会理政,只会高呼“万岁”,被人讥讽为“万岁阁老”。他升官的法门,就是巴结万贵妃及其兄弟,投皇帝所好,与方术佞幸李孜省互相勾结,紊乱朝政。孝宗即位以后,查获一个文件夹,上面都署名为“臣安进”—是万安的奏折,每一件都是向皇帝推荐“房中术”的秘方。孝宗派太监怀恩带着这些奏折前往内阁,传达他的口谕:这是大臣应当做的事吗?万安无法辩解,一声不吭,只顾叩头。他的名声本来就臭,言官听说此事,接二连三上疏弹劾。孝宗顺从舆论,把万安罢官。

接着被罢官的是另一个内阁大学士尹直。和万、尹沆瀣一气的大学士刘吉,有风雨飘摇之感,向言官们封官许愿,建议皇帝越级提拔言官,希望他们手下留情。这一招果然厉害,言官们都缄默了。但是言官以外还有敢于直言的人。翰林院候补官员张昇首先出来弹劾,说刘吉把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和钳制言路的贾似道,合而为一,是双料奸臣。大理寺官员夏堠上疏弹劾,刘吉的罪状,并不比万安、尹直小。奇怪的是,刘吉屡遭弹劾,依然在加官进爵,人们称他为“刘棉花”—“愈弹愈起”。后来引起皇帝的厌恶,派太监到他家,勒令罢官。

清除宵小之徒,是为了起用德高望重的正直大臣。孝宗即位之初,就想起了刚直不阿的司礼监太监怀恩—因为支持言官抨击传奉官被先帝贬往凤阳,出于敬佩与倚重之心,把他召回。怀恩回来后,立即向孝宗建言:罢免阿谀万贵妃的佞臣,召还刚直方正的王恕。孝宗采纳了这一建议,召回已经致仕的南京兵部尚书,出任吏部尚书,让他负责领导班子的调整工作。

王恕在成化年间就以敢于直言极谏而闻名,先后应诏陈言二十一次,上疏建白三十九次,全力阻击佞幸。朝中官员都倾心仰慕,遇到朝廷大事难以决断,必定请王公表态。当时有这样的民谣:“两京十二部,独有一王恕。”佞幸大臣为之侧目,皇帝也颇为“厌苦”,给他一个太子少保的头衔,让他退休。

王恕历任巡抚、侍郎,直至尚书,都在留都南京,一直不受重用,其原因正如《明史·王恕传》所说:“以好直言,终不得立朝。”退休以后,名声愈加高涨,言官推荐几无虚日。孝宗顺应舆论起用王恕为吏部尚书,顺应了舆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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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恕刚刚抵达北京,很有政治头脑的翰林院庶吉士邹智,向他提醒:以往大臣不能会见皇帝,所以朝廷事事苟且。先生应该先请求皇帝召见,一一指出时政的弊端。

王恕在皇帝面前畅所欲言,很好地履行了吏部尚书的职责。他向皇帝说,从正统年间以来,皇帝每日只上朝一次,臣下觐见不过片刻。圣主虽然聪明,那里能够尽察大臣贤能与否?希望陛下每天下朝以后,前往便殿,召见大臣,详细讨论治国之道,谋划大政方针。孝宗采纳了这个建议,从弘治元年(1488)三月开始,早朝之外,增加了午朝,皇帝在文华殿接见大臣。被接见的大臣可以当面向皇帝陈述政见,皇帝详细询问,作出裁决。

孝宗起用的另一位名臣,是学者型官僚丘浚。

丘浚幼年丧父,由寡母李氏教导,读书过目成诵。家贫无书,常常走数百里借书。苦读的结果,是乡试考了第一名。景泰五年(1454)成为进士,在翰林院工作,见闻愈加广阔,熟悉国家典章制度,以经济之才自负。成化元年(1465)朝廷在两广用兵,丘浚向内阁大学士李贤上书,洋洋数千言,指陈形势。李贤很欣赏,推荐给皇帝,皇帝命人抄录,发给总兵、巡抚参考。丘浚因此而声名鹊起,晋升为礼部右侍郎兼国子监祭酒。

他鉴于真德秀的《大学衍义》关于“治国平天下”的内容有所欠缺,博采群书予以补充,写了一本《大学衍义补》,阐述“四书”之一的《大学》关于治国平天下的道理,重点在于治国的方略。比如,他讲到从唐代以来,朝廷财政仰赖于江南已见端倪,到了明代江南已经成为财赋重地,唤起朝廷对江南的重视,极具政治家见识。弘治元年(1488),他把此书呈献给皇帝,孝宗看了非常欣赏,批示说:“考据精详,论述该博,有辅政治。”随即指示礼部出版此书。用这样的语言品评一本著作,显示了品评者自身的学术功底,这与他太子时代受到的系统经史训练,以及自己的文化追求有关。由于皇帝的器重,丘浚晋升为礼部尚书,奉命编撰《宪宗实录》。弘治四年(1491)书成,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,参与机务,开创了尚书进入内阁的先例。当时他已经七十一岁了。

丘浚没有辜负皇帝的信任,屡屡上疏,触及时政的弊端。他指出:陛下端正自身作为立朝之本,清心寡欲应对政务,谨慎对待喜好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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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于异端,节约开支不至于耗费国力,任用官员出于公心不失于偏听,禁止拉关系以严肃内政,提倡义理以杜绝奸佞。这样可以消除天灾人祸,实现帝王之治。这位著名学者写得兴起,一共拟了二十二条,洋洋万言。好学的孝宗耐心批阅,给予高度评价:“切中时弊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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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人不解的是,王恕和丘浚这两位皇帝倚重的大臣,互不服气。有一天宫内举行宴会,座次的排列有一点麻烦:丘浚作为内阁大学士,自以为应该排在王恕前面;王恕以吏部尚书身份位居六部之首,自以为不宜排在礼部尚书丘浚后面,颇有牢骚,从此结下嫌隙。不久,丘浚指使太医院官员刘文泰弹劾王恕。刘文泰经常出入丘浚家,企求升官,吏部尚书王恕没有批准。刘文泰自以为有丘浚撑腰,弹劾王恕变乱选拔官员的成法,揭露他请人为自己撰写《大司马王公传》,大量透露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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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帝“留中”奏疏的内容。丘浚随即指责王恕“卖直沽名”。孝宗听信刘文泰与丘浚的意见,谴责王恕“沽名”,责令焚毁《大司马王公传》的书版。王恕不得不向皇帝作自我检讨,请求退休。王恕被迫退休,引来舆论哗然,言官交章弹劾丘浚“媢嫉妨贤”。

弘治八年(1495)二月,七十六岁的丘浚去世,史家对他的盖棺论定还是公允的,说他在内阁五年,常常以宽大启迪皇上,用忠厚改变士人习气,清廉耿介,嗜好学问,自己家的房屋低湿狭小,四十年没有翻修。也指出他的弱点:“议论好矫激”,例如讥讽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是“多事”,说岳飞未必能够恢复故土,秦桧有再造之功云云。这种令人惊骇的言论,与他性情的偏隘不无关系。他和内阁同僚议事,意见不合,竟然把官帽扔到地上;看不惯言官的言论,动不动就当面大骂。和王恕有嫌隙,甚至见面不说一句话,以至于指使刘文泰攻击王恕,招来一片谴责声。他去世后,刘文泰前往吊唁,被丘夫人赶了出去,骂道:因为你的缘故,使得已故相公与王公失和,背负不义的名声。由此可见,丘浚和他的夫人,对于无端攻击王恕,导致他的退休,事后有所反省,深感内疚。

王恕从政五十余年,刚正清严始终如一,在吏部尚书任上,引荐的人才,如耿裕、彭韶、何乔新、周经、李敏、张悦、倪岳、刘大夏等,都是一时名臣。《明史·王恕传》说:弘治二十年间,众正盈朝,职业修理,号称极盛,王恕功不可没。武宗即位后,仰慕他的名声,派遣官员前往慰问,向他征求高见,要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。正德三年(1508)四月,九十三岁的王恕逝世,武宗得到讣告,停止上朝,赠给左柱国、太师头衔,赐谥号“端毅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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